中国生育问题原因「全球倒数 中国生育危机来临 潜藏原因究竟是什么 」

在近几十年里，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不断放缓，据统计，在2010-2015年间全球有83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2.1的人口可更替水平，而中国的生育率也在逐年降低，目前我国已位于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人口变化总体趋势呈现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特点。即使我国从2000年开始便逐渐允许二胎，到2011年，全国31个省份更是全部开放在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允许二胎的政策，所起的效果也微乎甚微，生育率仍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在长期低生育率的情况下，我国人口结构面临着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缺失的困境。因此，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变得更加迫切起来。

我国的生育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稀少”（“晚”指男性25周岁、女性23周岁才结婚；“稀”是指延长生育间隔，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则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政策期间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70年代初的6%左右下降到80年代的人口更替水平，在90年代则是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据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21.06‰下降到2015年的12.07‰。尽管受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出生率一度大幅反弹，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继续下降，2019年仅为10.48‰，比2018年下降了0.46‰，创下历史新低。2020年12月，民政部首次正式公开承认中国总生育率已降至警戒线以下；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也显示，2018年和2019年中国总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低于临界值1.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数字中有在同一对夫妇中两个胎儿出生的积累效应。若扣除此效应，2018年和2019年的总生育率甚至还要低于上述数据。

我国面临的困境

（一）经济压力

我国低生育率的产生和持续，部分原因是养育孩子的成本过高。在医疗科技和社会形态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担心的从“养不活”变成了“养不好”。在社会的浪潮下，把一个婴儿抚养成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吃好穿好，精养富养，以及在家长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学习资源。只计算在学业上的开销便多的让人窒息，小学起也许就要买学区房为孩子上学做准备，中学时代要上补习班，高中大学或许准备出国，动辄几十甚至上百万便投入到教育之中。尤其是在房价日益攀升的当代，负担起孩子成长环境和教育环境困难加剧，人们想要生儿育女的欲望也随之降低了。

（二）观念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改革日新月异，人们观念不断更迭。首先，目前生育的主力军是九零后，在九零后的认知中，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其次，几十年前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再被大众普遍认可，因社会制度完善，人们不必依靠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度过一个堪称安稳的晚年。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生一胎就足够了，有的甚至选择丁克。毕竟等到年纪大了，自己还会有养老金，也可以去环境优美的养老院，不必靠孩子的赡养。

（三）女性所面临的生育困境

女性在生育方面面临着多重困境。其一，到适合生育年龄的女性大多数在职场上处于上升期，若选择此时生儿育女，则在长达九个月的孕期中很有可能在错失晋升机会，回归职场后也很难兼顾孩子和工作；其二，如今高龄产妇日益增多，存有健康风险的孕妇比例也日益攀升，即便是过了生孩子的鬼门关，在漫长的产后恢复期，新妈妈也有一定概率患上产后忧郁症，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多重风险让当代女性渐渐丧失生育欲望，造成了我国低生育的尴尬局面。

（一）建立健全的生育保障体系

建立更加完善的生育保障体系有利于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减轻育龄夫妇的经济压力。具体举措包括但不限于对生育妇女进行现金奖励、提供育儿津贴、减免教育支出、适当减轻税收、提供住房福利等；除经济支持外，还应把眼光放长远，看到孩子成长中的教育问题。例如可以全面延长义务教育期限、公平公正公开抽取小学入学资格、增加教育服务的供给。借此主动为育龄夫妇减负，让更多想生的人敢生。

（二）重视对公共社保的结构性改革

在短期内解决长久以来遗留的低生育率问题可能性较小，因此要提前做好应对低生育率的规划。为解决劳动力短缺方面的问题，政府可以调整退休时间，延长工作年限，同时合理引进外来人才，增添我国的劳动力量。针对老龄化严重，则要加大在养老、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上的资金投入，提高社保资金在总体支出中的比例，让人们老有所依、老得从容、老得镇定，为日益扩大的老年人群体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加强男女平等建设

拒绝妻子一人的“丧偶性育儿”，大力鼓励男性参与到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扭转古代“男主内女主外”的过时思想。现代生活不复从前男性挣钱养家，女性生儿育女的局面，更多的是男女双方均有工作，经济来源由夫妻二者共同组成。在这种情况下，男性更应该自觉承担家庭中自古就容易缺失的、属于父亲的那一部分，和妻子共同担负起孩子幸福的童年

建立有利于缓解女性家庭和工作矛盾的机制。部分公司在招聘时对未婚女性以及已孕未育女性有着隐晦的歧视，在考虑工作机会时更倾向于拒绝她们的应聘。这不但损害了女性群体的利益，而且在无形中逼迫拥有大量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女性劳动力失去自己原有的岗位，从事着低于自己能力的工作，从而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量。因此政府应尽力保证男女双方可以平等地参与社会建设，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时，不以牺牲女性在其领域上的贡献和前途为代价。只有促进性别平等在公共和个人方面的共同发展，才能相对扎实地调节社会再生产，提高我国的生育率。

生育率在如今已是热门话题，生养孩子与否不只是个人的事，也是国家大事。在当前低生育率的窘境下，政府要起好导向作用，落实各项法律法规，为提高生育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